1960年，前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在经历10年改造后，获得特赦，此后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，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。
1966年“运动”爆发后，沈醉由于曾经的敏感身份，不断受到冲击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，他却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心理素质。
红卫兵曾指责沈醉在1961年写的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中，提到戴笠飞机失事撞在江宁县的“戴山”，是在明目张胆地宣传“大将犯地名”的封建迷信。沈醉听后，在心里忍不住冷笑：“一座不过几百尺高的小土堆，竟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推翻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？”但他面上却毫不显山露水，而是乖乖地写大字报、深挖思想根源，甚至在座谈会上主动给自己扣上“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”的帽子。这种近乎“阿Q式”的精神胜利法，成了沈醉熬过残酷批斗的救命稻草。
更为惊人的是，在那种疯狂的浪潮下，沈醉守住了基本的人性底线。曾有造反派逼迫沈醉写材料，诬陷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军统特务，他却咬紧牙关，坚决否认。对方见硬的不行，又企图让沈醉承认王光美是所谓的“梅花党”骨干，沈醉怒极反笑，反驳道：“我这个老牌特务，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‘梅花党’！”
沈醉早年从事特务工作时，曾与上海滩的三流演员蓝苹（即江青）、狄克（即张春桥）有过交集，并对他们进行过监视和跟踪。江青集团在“运动”中崛起后，深知某些内幕的沈醉成了他们潜在的威胁。1967年11月6日，一群人亮出拘留证，将沈醉从家中带走，并把他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。
此时的沈醉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当时社会动荡不安，而在押的战犯和罪犯反而因为“运动”规定不准冲击监狱，而获得了相对的安全。沈醉在秦城监狱的5年里，看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景象：外面的人在喊着打倒这个、打倒那个，而监狱里的犯人却在读马克思、列宁的著作。有些被特赦释放的人，因为在外面不堪红卫兵的批斗和“外调人员”的折磨，甚至主动要求重新回到监狱里来。
相比之下，沈醉觉得自己还算幸运，他从小习武，身体素质极佳，在狱中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息和锻炼习惯。更重要的是，沈醉渐渐练就了一种“冷眼旁观”的心态，外界的狂风暴雨似乎被高墙挡在了外面，他在狭小的牢房里反而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宁静。这5年里，沈醉没有沉沦，而是在沉默中观察、反思，等待着黎明的到来。
1972年11月29日，沈醉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，重新回到了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，他的获释，离不开周恩来的直接干预。此后沈醉仿佛换了一个人，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，发疯似地投入到文史资料的撰写中，他要用自己的笔剖析那个黑暗的时代，也解剖自己丑陋的过去。
1975年，当沈醉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时，这位曾经在枪林弹雨中眼都不眨一下的军统硬汉，瞬间泪如雨下。沈醉还挥毫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：
割骨疗亲效若何？愿输肝脑起沉疴。更捐十岁增公寿，好为人民造福多。
沈醉在这首诗中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周恩来的健康，这是一种何等深沉的情感！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与世长辞。沈醉得知这个噩耗后万分悲痛，他曾多次对人说，是毛主席制订的改造政策，让他们这些原剥削分子“从鬼变成了人”。
1976年10月，风雨飘摇的“运动”终于落下帷幕。回顾这混乱的十年，沈醉无疑是不幸的，他被迫卷入了时代的巨轮，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与苦难；但他又是极其幸运的，正是这十年的磨砺，彻底粉碎了他骨子里的“人身依附”与“特务思维”，让他真正从一个“反革命工具”蜕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“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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